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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网讯（记者王素芬）“这家抓饭歹得很！”“那天我们滑雪，玩得歹歹地！”新疆人口头喜欢用“歹”做赞语，语气中那份夸赞甚是浓烈。将“歹得很”“歹歹地”以书面形式表达时，“dǎi”一般都写作“歹”。市民李春山很有心，他认为：“歹”在词典中的释义，与新疆人欲表达的“好”之意相悖。如果书面化对应，“dǎi”准确对应的究竟是哪个字？
“新疆方言区别于普通话，有‘形同义别’和‘义同形别’两大特点。‘歹得很’‘歹歹地’属于‘形同义别’，即用字与词义相反。类似的用法还有‘好少的人’，‘好少’实则代指很多。这些用法不失为一种智慧的表达。”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、语言学家张洋如是说。在《新疆汉语方言与维吾尔语比较研究》中，她梳理了新疆方言的发展脉络。
有些土的方言词汇，其实是很文雅的
“现在，有些年轻人觉得新疆方言土。其实，有些土的方言词汇，细究起来其实是很文雅的。”张洋从事新疆方言研究多年，著有《哈密方言研究》《新疆汉语方言与维吾尔语比较研究》等书。
“哈密方言喜欢说‘跟前’‘言传’，问‘你几时来的？’。还有，文言虚词‘颇’和常用实词‘烦’构成‘颇烦’，讲‘颇烦得很’表示非常烦闷。这些词汇在古典文学作品中均可以找到，听起来很‘土’，写出来可谓文雅之至。”
新疆方言非常有意思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许多词汇现在仍活跃在新疆汉语中。如：《红楼梦》中的“恶水（泔水）”“拌嘴（争吵）”，《西厢记》中的腔子（胸脯、胸膛），《琵琶记》中的“差池（差、差劲）”，《金瓶梅》中的“业障（可怜）”“旋（随即、马上）”。
其他古语词还有，如：胰子（肥皂）、见不得（嫌弃、讨厌）、抠搜（吝啬）、犁（划破）、撂（放、扔）、跳踏（因发怒而顿足，引申为四处奔波）、劳道（老成练达，引申为厉害）、侉（土气）、矬（矮）、一从（自从）、管保（一定）、约摸（估计）、头大（看到不顺心的事或因吵闹而头昏脑涨）等等。在新疆汉语方言中，大约有300个古语词，在口语中被大量运用着。
张洋说：“上述古典文学作品中的词汇，在新疆汉语方言中出现频率很高，老幼妇孺张口即出，且运用自如。古语词的普遍使用，从一个方面折射出新疆汉语方言中原文化积淀深厚的特点。”
新疆汉语方言的形成，据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语言学家刘俐李多次调研发现，清朝统一新疆后，新疆先后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移民，使得新疆汉语方言的兰银官话北疆片和中原官话南疆片得以形成。各地方言在新疆落地生根，纪晓岚在《民俗三十八首》之十五中写道：“蓝皮青裙五角簪，半操北语半南音。秋来多少流人妇，侨住城南小巷深。”描绘了当时居住在乌鲁木齐“城南小巷”的妇人们谈话时，南北汉语方言混杂的写照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全国各地人民支援边疆建设。一些新兴城市居民、兵团职工都讲一种类似北京话的普通话。这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居民，在五方杂处，没有主体方言条件下的自然选择。这就是新疆汉语方言的第三部分——北京官话片形成的由来。
其中，兰银官话北疆片是新疆汉语方言中使用人数最多、范围最广的方言。在世居者中占绝对多数，汉文化相对比较发达，历史较为久远的地区，如：哈密、巴里坤、阜康、吉木萨尔、奇台等地，人们多讲兰银官话，而后迁入者的方言基本被本地方言同化了。
张洋调查时发现，新疆铁路系统人讲话有铁路的味儿，兵团人聊天有兵团的味儿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人，由于来自全国各地，扎根边疆半个多世纪。兵团三代人说三种话：第一代人讲来自各省的方言；第二代人说当地流行的某种方言，如河南话；第三代人基本都统一为普通话了。
语言是文化的载体，文化在语言里留下印记
新疆是丝绸之路的枢纽，是东西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。季羡林先生曾说：“世界历史悠久、地域广阔、自成体系、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：中国、印度、希腊、伊斯兰，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，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。”
语言是文化的载体，文化在语言里留下印记，方言也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。由于得天独厚的社会环境和地理位置，自古以来，新疆就是世界三大语系——印欧语系、汉藏语系、阿尔泰语系的交汇处。各民族“大杂居、小聚居”的分布特点决定了各民族语言势必会相互影响和交融，语言兼收并蓄，呈多元化特点。
张洋在研究中发现，新疆汉语方言中，少数民族语言借词不少，其中大多为维吾尔语借词，如：馕、孜然（烤羊肉的一种调料）、海娜（凤仙花）、皮牙子（洋葱）、巴扎儿（集市）、白卡儿（徒劳，白白地）、海买斯（全部）、牌档子（利益，油水）等。有些维吾尔语直译成汉语后，其本意与字面意义相去很远，如：眼睛小（吝啬）、肚子胀（生气）。还有一种是维汉合璧的词，如：搂素子（撒谎、胡说）、甩阿娃子（撒谎）等。
此外，新疆汉语方言中还有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借词，如：俄语的“萨玛瓦尔（茶饮）”“苏波汤（菜汤）”“瓦罐车（闷罐车）”；蒙古语的“达坂”“戈壁”；哈萨克语的“冬不拉（一种乐器）”“那仁（一种面食）”等。
《新疆图志》的创修者王树柟的《哈密》一诗，写出了清朝后期新疆汉语的一大特点：“彻田公守望，汉语杂胡戎”。话语中夹杂维吾尔语，这正是清代新疆汉语的突出特点之一。
文化交流是双向的。反之，汉语也影响着新疆各少数民族语言。仅从维吾尔族日常饮食中，就折射着多元文化交融之光。拉面，在维吾尔族饮食中仅次于馕。维吾尔语中的“leghmen”，正是汉语拉面的音译。包子，古称“馒头”，维吾尔族把包子叫“manta”，正是汉语馒头的维吾尔语音译。由此可见，包子这种食品源于中原，很早就传入西域了。新疆汉语方言把大米饭叫“干饭”，维吾尔语叫“gangpan”，正是“干饭”的音译。馒头，新疆汉语方言叫“馍馍”，维吾尔语叫“moma”，正是“蒸馍馍”的音译。饺子，古称“扁食”，至今有的汉语方言仍这样说，吐鲁番、伊犁等地的维吾尔族把饺子叫“benxiy”，显然是“扁食”的音译。此外，南疆和伊犁地区的维吾尔族对水煎包的称法“hoshang”，正好是汉语“火烧”的音译。炒面叫“boso”，恰恰为“爆炒”的音译。
这些美食借词，都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新疆维吾尔族饮食文化中汉文化的融入程度。同时，也是作为丝绸之路枢纽的新疆多元文化交汇的佐证。
如今，新疆方言中，存在许多维、汉合璧现象，表现在词语、民谚、俗语、地名、商店等方面。词语如：大巴扎、好巴郎、大巴西（大头）。俗语如：买道不买道（行不行），只有天知道。地名和商店名更是普遍，如：阿图什市、骆驼巴西、阿尔曼超市等。
新疆不同民族的文化，包括语言，都不是绝对单一、绝对纯粹的。互相之间，都有较大范围、较深层次的影响和接纳，呈现着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”的态势。张洋说：“追溯语言的过去，研究语言的现状，对进一步研究新疆的历史，加强民族团结，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。”
